作者：郑长忠 上海大学智库复旦大学党建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湖北武汉考察时强调，“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特大城市现代治理的新途径。” “全周期管理”意识，意味着城市治理要以人为本，把城市治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和城市治理逻辑，把握城市治理的整体性和周期性。 ，并采取符合大局的措施。 采取一致、有针对性的措施。 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城市现代化治理理念的新发展。 我们要深刻领会城市治理“全周期管理”的内涵，切实抓好落实。
一是完善党的领导，深化党的建设引领基层治理。 党的总体把控、协调各方优势、长期治理的特点，使我们的城市治理能够按照“全周期管理”的需要，在时间维度上进行长远规划和总体布局。 ”。 在工作考核等方面，需要调整相应指标。 需要考虑当前的结果和过程要求； 在干部能力和意识方面，要求我们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全周期意识和战略思维。 各部门、环节、阶段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 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方面，要求我们的干部遵循发展规律，针对不同阶段的社会群体，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同一基层社会群体。 领导方式。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精细化城市治理管理理念与“全周期管理”意识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必须以人民为中心。 但在城市治理中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必须从结构维度和时间维度两个方面进行。 从结构维度看，城市治理要满足城市居民的多种需求，建立立体化、差异化的供给体系，提高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 在时间维度上，城市治理必须考虑城市不同主体的年龄结构差异、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不同阶段的工作内容，做到全周期安排和流程管理。 精细化管理工作必须落实在“全周期管理”中，“全周期管理”要体现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
三是强化全周期意识，注重城市治理过程和阶段管理。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和周期，不同阶段需要处理不同的问题，同一阶段不同环节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 围绕某一件事，还涉及到事件和任务的事前、事中、事后处理，其中工作重点存在差异。 这就要求我们在城市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中树立全周期意识，把握过程要求。 既要确保完成任务，又要注重把握机遇。
四是形成“预防为主”思维，强化主动开发治理的秩序建设。 城市社会建设不仅包括城市社会各要素的推进和总体发展任务能耗精细化管理系统，还涉及调整城市社会内部不同要素和主体关系的治理工作。 在城市治理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注重发展过程中的关系构建，积极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从而达到发展性的正向治理效果，而且还需要调整发展过程中的关系。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那些负面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对此，在整体设计中应考虑各要素的利益和关系，在问题产生之初就采用开发的方法来处理。 树立“全周期管理”和“预防为主”的思想，就是强化前者的作用，增强预见性，防患于未然，消除隐患。
五是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增强信息管控和预警能力。 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除了战略性、自觉性地落实外，还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落实“全周期管理”的要求。 具体来说，就是把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手段等信息技术手段运用到城市治理和基层治理中，让整个过程的认识和动态清晰可见，从而为我们的城市治理和基层治理提供信息依据和预警支撑。做出阶段性的应对决策。
六是抓好培训教育，增强各级干部“全周期管理”意识。 作为城市现代治理的新理念，“全周期管理”意识的内容和要求，以及技术手段的支撑，都会有很多新的要求、新的内容。 这就要求我们对干部进行系统培训，从理论上明确“全周期管理”意识，针对城市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中“全周期管理”的具体内容建立相应的操作体系和培训体系。 课程。 通过培训，可以使领导干部具备适应新时代城市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全周期管理”要求的相应能力。
朱春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科技创新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与管理、科技管理与公共政策、绩效评价与战略管理、城市与区域发展、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本版头像：陈少旭
朱大建 同济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系主任
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可持续发展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联合国绿色经济责任教授——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 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城市与区域发展、宏观政策与合作治理、企业社会责任等。
香港中文大学资源及地理系林建志教授
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环境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地理管理学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环境咨询委员会主席。 目前担任世界银行合同环境顾问，协助规划和支持亚太地区环境影响评价能力建设。 多年从事环境政策、环境评价、环境噪声研究。
刘贤兵，日本地理环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IGES）关西研究中心高级政策研究员、日本环境经济与政策学会会员、亚洲管理科学与应用协会理事。 研究领域侧重于企业层面的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政策分析，包括中日韩市场化气候政策设计，以及政策效果评估，促进普及和国际转移的低碳技术。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亨利·考克斯政治学教授
沃克是国际和亚洲政策中心主任，也是《治理》杂志的联合编辑。 他的研究重点是公共政策、税收和社会保险体系，重点关注福利国家和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和演变。
记者 张晓明 实习生张晨丹
“2014复旦管理国际论坛”上周举行。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公共治理转型与现代化”。 近百位国内外学者和嘉宾发表了40余场高水平主题演讲。
当前，我国正处于国家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 经济发展进入增速逐步放缓、结构加快调整的过程。 社会发展开始进入主体多元、诉求多元的新阶段。 中国公共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也面临着大发展的新机遇。 开展公共管理研究，鼓励公共管理创新，推动公共管理新知识、新理论的实际运用，将对推动中国政府改革和公共治理水平的提高发挥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全球公共治理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公民权利的增长促进了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同时也使公民的意见表达更加多元化； 信息爆炸和高速流动带来前所未有的创新可能性和信息风险；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主导型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分析工具面临着新工具、新方法的强烈挑战。
为期两天的论坛期间，近百位国内外学者和嘉宾围绕论坛主题发表了四十余场高水平主题演讲。 据介绍，本届论坛还首次设立平行分论坛。 围绕“现代教育治理体系构建中的政府转型与创新”、“医疗改革与公共治理”五个主题展开了精彩的学术讨论。
“创新2.0”助推“政府2.0”
智慧城市作为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信息消费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受到国家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上海坚持以智慧引领模式转型主线，突出以人为本，在政府平台创新、城市立体管理、精细化民生服务、产业化等方面率先试点。融合发展等，并快速推进。 智慧政务服务从以政府为中心向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模式转变，推动智慧城市管理从扁平化管理模式向立体化管理模式转变，推动智慧民生服务从单向推动向多方推动转变互动服务模式。 以产用联动、集成创新为核心的产业创新发展模式...
“创新2.0”重塑当代社会
记者：移动互联网新时代，我们的创新出现了哪些新趋势？
答：科技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演进、知识社会的发展和创新的民主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催生的“创新2.0”正在重塑当代社会，支撑城市发展，推动转型。创新发展模式，促进城市功能完善。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之后信息城市发展的高级形式。 智慧城市不仅体现在以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充分应用，还体现在以维基、社交网络、实验室等为代表的工具和方法的应用，以及有利于创新的出现。 制度环境建设，打造开放的创新生态。
记者：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推动公共管理创新发挥了哪些作用？
答：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发展，催生了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推动科技创新模式演进。 创新正在经历从生产范式向服务范式转变的过程。 以往以技术发展为导向、以科研人员为主体、实验室为载体的“创新1.0”模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以用户为中心、以社会为基础、以知识为基础、以人为本的“创新2.0”模式正逐步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潜在价值。
当今社会，科技创新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 在社会中生活和工作的用户成为创新的真正主体，拥有最终的话语权和参与权。 “创新2.0”从根本上改变了以生产者为中心的传统创新模式，实现了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转变，使创新成为一种民主参与的活动。 公众不再只是技术创新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可以在知识社会条件下发挥创新的主体作用，直接参与创新过程。 智慧城市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支撑，通过可持续创新强化全民参与和个体力量，体现以人为本，实现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愿景。
在知识社会和智慧城市的形态下，传统实验室和创新活动的界限也在融化，以生产者为中心的创新模式正在向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模式转变——“创新2.0”正在将城市重塑为开放的创新空间。 如果说“创新1.0”是工业时代继承下来的以生产为导向、以生产者为中心、以技术为基础的相对封闭的创新形式，那么“创新2.0”则是与知识社会相适应、以服务为导向的创新。智慧城市。 ，以用户为中心，以人为本的开放式创新形式。
“创新2.0”改变创新本身
记者：如何理解创新2.0的本质？ 答：如果说“创新1.0”是以生产为导向、以技术为基础的创新，那么“创新2.0”就是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本、以服务为导向、以应用和价值实现为核心的创新。 创新、以用户为中心的应用创新。 以Lab为代表的“创新2.0”模式改变了创新本身的本质，强调以人为本、以用户为中心、全民创新。 “创新2.0”模式强调公众参与，倡导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创新、共享和传播知识。 真实的居住环境服务于创新的生活形态。
记者：如何迈向民族创新时代？
答：“创新2.0”就是让每个人都参与创新，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来分享和传播知识和创新。
在“创新2.0”中，创新不再是个别科学家或专家的专利，它涉及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国际组织、中介服务机构、公众等主体，包括人才、资金、科技基础、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创新氛围等要素。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慧城市和科技创新中心，需要科学把握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发展趋势，推动以用户为中心、需求驱动的应用创新，应用创新体系和技术进步体系，形成创新双螺旋动力作用下的创新涌现，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全面推进技术创新。
在我看来，“创新1.0”是以企业和政府为核心，为用户生产市场产品和公共产品，而“创新2.0”视角下的“企业2.0”和“政府2.0”则强调以用户为中心，与用户参与共同创造独特价值，塑造公共价值。 创新的本质是价值的实现，“创新2.0”是在信息技术融合发展的信息时代和知识社会环境下，以用户为中心、社会舞台的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 互动和双螺旋驱动不断推动创新涌现，将以用户为中心的价值实现提升到新的水平。
政府管理领域的创新实践
记者：在新一轮创新浪潮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答：创新驱动发展是发达国家的不懈追求，也是当代中国政府的必然选择。 也是上海未来发展的根本出路、活力源泉和希望。
当前，上海正处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实现自主创新能力跨越的关键时期、创新体系建设取得突破的关键时期。 如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自觉加大创新驱动力度，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进创新，率先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慧城市和科技创新中心影响，是上海对中央的贯彻落实。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部署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新跨越的重要课题。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慧城市和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借鉴国际社会“政府2.0”和开放政府建设的成功经验，建设开放的电子服务型政府。 以透明、参与、协作为特征的“政府2.0”模式正是“创新2.0”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创新实践。
“政务2.0”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政务公开为基础，以公众需求为中心，以服务公众为己任，以政民互动为前提，以平台融合为目标的政府管理模式。 。 “政府2.0”旨在利用互联网多元信息资源，打造政民互动、联合创新的一体化发展平台。 同时鼓励公众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政务服务社会化、政府业务流程和数据商业化，加强公共部门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协作，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2.0”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子政务、网上政府，而是“创新2.0”时代以用户为中心、以服务为导向的政府。 作为一个完整、开放的平台，实现政府与公众的直接互动和沟通，使公共服务从生产者范式向用户范式转变，从碎片化、分散化、封闭式的政府管理向协作化、互动化、协同化转变。治理 整体治理。
城镇化离不开公共管理创新
新型城镇化需要看人、看事、看产业。
“见人”，就是把农民变成公民，为进城农民提供医疗、教育、社保、就业培训等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务，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 “看东西”就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品质； “看产业”就是要有一个能够吸纳一定数量就业人口的产业，让进城的农民有地方工作、有赚钱的地方。 城镇化进程中公共管理创新要围绕“看人、看事、看产业”三点进行。
我们仍处于城市化发展阶段
记者：现在我们听到的好像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城市化，一个是城镇化。 您认为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区别？
答：严格来说，这两个概念在理论上没有太大区别。 “城市化”一般在政府政策中使用较多，公共管理研究和学者也常将其称为“城市化”。 农民成为公民的过程。 但为什么政策叫城镇化呢？ 因为在中国，政府的行政级别通常是分开谈论“市”和“镇”。 但无论怎样区分，城镇化和城镇化基本上都是农民成为公民的过程，所以这只是表达上的差异，而不是理论上的重大差异。
记者：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仍处于城镇化的“初级阶段”。 你怎么认为？
答：应该叫“成长期”。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为50%。 如果达到70%，中国城市就成熟了。 美国达到70%后，城市总人口保持不变，郊区和中心城市略有波动。 中国目前53%的城镇化率是视觉的、假的、不真实的。 因为这53%中包括了在城市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但实际上，这些农民工并没有城市户口。
53%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36%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数据上的差异只是表面的。 事实上，它反映了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 城市户籍背后丰富的公共服务无法覆盖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 这也提醒我们，在中国，城镇化的本质是如何让这样一批人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成为真正的公民。 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行户籍制度，但随着城乡经济发展速度的不一致，越来越多与福利有关的东西逐渐附属于户籍制度，这是国外没有的。 国外只有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但在中国，城市居民也存在“二元结构”。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就是让这些已经进城的人成为公民，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
记者：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是什么？
答：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提出“三个一亿”的理念：第一个“一亿”是推动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第二个“一亿”是推动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 第二个“亿人”是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城中村； 第三个“亿人”是引导中西部地区约1亿人“就近城镇化”。 现在新型城镇化是每年提高城镇化率1个百分点。 这不是通过围地修路来实现的，而是让这些人获得教育、医疗等资源。 我们公共管理就是研究如何给这部分人提供公共服务？ 多少钱？ 钱从哪里来？ 这些都是需要讨论和研究的问题。
城市化是人类迁移的过程
记者：我们现在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这实际上是一个人口迁移的过程。
答：是的，迁移过程可以分为两种。 可以说是从外地迁徙过来的。 例如，安徽人到上海，最终成为上海公民。 还有一种就地城市化。 比如可以在本地解决，就是结算的问题。 现在很多农民都在县城买了房子，这是一种就地城镇化。
很难说“异地迁移”与“就地城镇化”哪个更好，但经济界普遍认为“异地迁移”将是城镇化进程的主流。 因为城市越大，集聚效应越大，就地城镇化实际上既不能解决增加公共设施的问题，也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而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吸纳了几千万人口，占用空间少，吸纳人口多，综合效率高，所以城镇化必须集中。 当然松江能耗管理系统都有哪些，这种凝聚过程并不是说凝聚程度越大越好。 它有一个“顶点”，当“顶点”到来时，它就必须被分割。 所以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吸引大量的人口，吸入之后会变大，然后分布到郊区，郊区一一布局，然后就会有成为“城市群”。
像中国这样的城市需要从小到大发展。 一开始，它们就像原子核。 它里面只有一个原子核。 人被吸进去之后就变成了分子，分子变得无限大。 当它变得越来越大，到中心城市需要很长的路，而当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变得越来越不方便时，越来越多的新型住宅群就会逐渐出现在这个核心的边缘。 就像上海的嘉定、松江新城，其中有几个“集群”，我们称之为城市群。
记者：中国很多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 这会导致人口或经济活动两极分化吗？
答：中国的城市发展不是由个人决定的，而是由行政部门决定的，因为城市是等级制的。 各种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农民工不愿意在小城市生活。 他们都搬到大城市，因为那里有好的资源。 政府现在要做的实际上是如何让城市发展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流动，而不是一种行政资源配置行为。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 接下来，要想办法取消该领域行政资源的配置，降低行政资源配置的门槛。 记者：您想围绕一线城市发展更多二三线城市吗？
答：我有一个设想，围绕大城市中心城市，发展一小时交通圈内的中小城市。 乘高铁通勤只需一小时，比早上住在城里方便多了。 例如，从昆山到上海的高铁仅需十几分钟。 如果你晚上回去，说明你住在上海； 如果距离太远，就无法当天往返。 事实上，要围绕中心城市建设二三线城市，一个城市就成为一个多中心的集群，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为“城市带”或“城区”。 中国将建设5至7个中国特色城市群。
“理想的城镇化”是什么样的？
记者：近年来，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互排斥，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 推进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答：理论上，城市化应该有利于环境。 由于农民原本居住分散，比城市居民占用的空间更大，如果大量农民集中到城市，就会释放出更多的自然空间，整体环境也会得到改善。 但这在中国还没有实现——农民进城后，仍然占有大量土地。 他们还没有成为公民，只是暂时居住在城市的临时工。 他们不仅可能随时回到家乡，而且可能并不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家，所以过去的城镇化模式对环境并不友好。
此外，目前我国城市环境状况不佳，与城市粗放型工业发展、环境治理成效不佳有关。 新型城镇化必须包括重塑更加环境友好的经济发展模式、农民市民化、农村土地复垦等。 有大面积的自然空间，包括一小部分水泥森林，这样的中国很美。
记者：7月初，默克尔出席中德新型城镇化合作论坛，带来了交通、住房、环保、节能等领域的最新技术。 您认为发达国家城镇化有哪些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答：西方有几种类型的城市。 其中之一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这些国家人口较少，城市之间的距离也比较远。 没有汽车就无法生活。
另一种是欧洲型，大部分城镇人口数十万，城镇之间的路程不到一个小时。 即使是巴黎和伦敦也只有几百万人。 所以欧洲人口众多，土地紧凑。 中国地少人多。 它的城市化不能像美国，但可以像欧洲。 欧洲城市的舒适度非常好。 然而，欧洲的人口没有中国那么多。 中国已有6座千万人口城市，是世界上特大城市最多的国家。
与中国现实类似的还有日本东京和中国香港。 到目前为止，东京相对成功，香港人口密度相对较高，但善于利用空间——公共交通四通八达，私人交通受到严格限制。 因此，应该高度重视欧洲模式、日本模式、香港特区模式，寻找一条适合中国人土地多、土地少的国情的城镇化道路。
记者：您认为适合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什么？
答：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加、减、乘、除”四个方面。
“增加”是指增加城镇户籍人口或者享受城镇公共服务的人口； “减”，就是减少城市发展对土地等资源环境的消耗； “多”是指开辟多种资金渠道，逐步替代土地财政； 城市发展利益相关者需要分享权利。
从可持续发展的PSR因果关系来看，土地和人口是城镇化状况的第一层次（S）； 资金来源为城镇化第二层次驱动力（P）； 政府间、政府与企业间 1、社会合作是第三层次，对城市合作智力问题具有根本性意义（R）。
解决土地、人口、资金等基础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推进新型城镇化治理改革。 一是政府层面的合作，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合作，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横向合作； 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合作； 三是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新型城镇化进程，减少政府监管下经常出现的各种问题。
探索节能减排管理创新
我国作为世界能源消耗大国和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肩负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责任。 长期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减排活动，不断探索安排技术改革。
与此同时，全球气球变暖、资源短缺、能源安全等问题推动了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发展的研究。 良好的示范作用值得我国城市发展规划借鉴。
记者：如何创新管理思维，运用经济等综合杠杆实现节能减排？
刘贤兵：以碳定价为例，经济上是可行的。 与我国传统的通过法律、行政手段实施的政策相比，其市场化手段在经济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根据我们的研究，根据日本和韩国的情况，碳定价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方面，二是一些政客本身。 对于企业而言，如果政府征收碳税或引入碳排放交易，将会增加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从而降低其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尤其是中国、日本、韩国都是出口驱动型经济体，企业的担忧会尤为明显。 政界人士担心碳定价会对国家经济和行业产生影响，居民接受度不是很高，产生抵制。 但从实际研究情况来看，即使是一些能源和能源消耗强度、碳排放强度相对集中的行业，如钢铁、水泥、化工、造纸等，仍然可以接受一定水平的碳价格。 , the and of is not only , but als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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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 Take Hong Kong's of cars as an . , the of Hong Kong their own cars is low, less than 20%. This is the cost of and using a car is very high in Hong Kong. a car in Hong Kong is at least 30% more than in the . In to the car, there is also the need to where to park the car at night. it is not to park in the , and it is not to park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At the time of the urban , the that the of . But the will not the total of , which on . When the is high, the price of the is high. both a house and a makes a car more . At the same time, the cost of using a car is not cheap. in Hong Kong are about 70% than those in t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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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 must be fast, and must be taken as soon as . Learn and sum up while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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